我的文革记忆 8 (原创天地)  4938次阅读

作者: 别样人生 , 发表于: 2017-04-19 (2785天前)

复课闹革命得闹革命啊，那时上课和以前不一样了，除了课本的内容像上面说的更革命化了以外，课间操改成了做毛主席语录操（文革特有现象）了，音乐课不唱歌改唱革命样板戏（文革特有现象）了。

本来，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学校的课间操可有特色了。我们小学部那个院子里有四个班，六个语种（英语、日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每到上午第二节课下课后，就是课间操时间。这时各班的同学按语种在院子里站好队，然后开始做操。做操时各班喊操都是用自己班的外语，这样就是六种语言一起喊。而且，为了让本班的同学们听清楚自己的语言，喊操的人还得大声喊，好压住别的班的声音。因此一到课间操时间，我们那个院子那叫一个热闹。我们三班就分法语和德语两个小班呢，我们法语班用法语喊1，2，3，4….：un,deux,trois,quatre,cinq,six,sept,huit, 旁边德语班用德语喊1，2，3，4….：ein,zweite,drei,vier,funf,sechs,sieben,acht。旁边还有英语的，日语的，六种语言喊成一团。到文革中复课闹革命时，也做课间操，但是改成做毛主席语录操了。毛主席语录操和课间操在动作上也差不多，关键是喊操不再是1，2，3，4….了，而是喊毛主席语录了。领操的人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每节操就是一条毛主席语录，每一条毛主席语录对应的动作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记住也不是太容易的事。另外喊操的人要喊的有点节奏大家才能做得整齐，可是这不像1，2，3，4那么好喊，要把一段毛主席语录喊出节奏也是有点难度的，所以那时做毛主席语录操经常是不整齐的。除了做毛主席语录操，那时还兴起跳忠字舞。跳忠字舞就是伴着一首革命歌曲大家翩翩起舞。当时最经常用的革命歌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跳忠字舞比做毛主席语录操更有难度了，因此也更不容易跳得整齐了。不过整齐不整齐那是次要的，只要你跟着跳就算是对毛主席表示了忠心了。有一段时间是全国都跳忠字舞，走到哪里都能看见跳忠字舞的队伍，那阵势有点像现在大妈们跳广场舞。但跳广场舞是自愿的，你可以参加进去，也可以站在旁边看。但那时跳忠字舞就不是自愿的而是必须的，你只要赶上了就得先放下手里的事先跟着大家一块跳，有点像穆斯林国家的每日五次的祈祷，时间一到，大家停下一切事情朝着麦加方向先跪下来。那时候，假如你在火车站候车室正等车呢，忽然大喇叭里传来忠字舞的音乐声，那所有的人都要马上站起来，跟着革命歌曲起跳。你要是还坐在椅子上不起来，那就是对毛主席不忠，那马上旁边就会有人训斥你了。

文化大革命以前，上音乐课就是教唱歌，而到了复课闹革命时，改教唱革命样板戏了。文革一开始，先破四旧，先从文艺界开始革命，老戏不许演了，老电影不许放了，音乐会也没了，舞会也取消了，所有的文艺活动最后就浓缩成了全国统一的“八戏三战”。八戏是八个革命样板戏，具体就是六个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奇袭白虎团”，和两个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文革后期又再排出京剧“杜鹃山”、“平原游击队”、“红色娘子军”等，使总数超过了八戏）。那时除了革命样板戏没有别的戏，连那些著名的老演员也只能去唱革命样板戏，否则你就没戏可唱。不但是没戏可唱，你若不去唱革命样板戏那说明你立场有问题，为什么过去唱四旧的戏那么带劲，现在唱革命样板戏就不积极了呢？就用这个推理逻辑造反派就完全有理由把你“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文革语汇）。而唱革命样板戏自然就拥有了不被批判的护身符了。像“沙家浜”里就汇聚了一众著名京剧演员，赵燕霞、洪雪飞（饰阿庆嫂）、谭元寿（饰郭建光）、马长礼（饰刁德一）。著名裘派花脸传人方荣翔也在“奇袭白虎团”中饰演了志愿军团长，著名架子花脸演员袁世海也在“红灯记”中饰演了日本鬼子鸠山。三战是三部战争电影片，“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北京人有时说“八戏三战一哈哈”，这一哈哈就是柬埔寨的国王西哈努克亲王，他那会儿被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给推翻了，成了亡国之君只能呆在中国。因为他回不了国，只能在中国到处转，走到哪里他都是一付哈哈笑脸，再加上他的名字里有个哈字，所以被叫作一哈哈。那时在放八戏三战的正片之前一般都要放段纪录片，而这纪录片很大一部分都是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各地参观的影片，因此叫“八戏三战一哈哈”。什么叫全国统一的“八戏三战”啊？就是说那时候没有别的节目了，只有这八戏三战。你打开收音机，只要是文艺节目，肯定是八戏三战中的一个。你去电影院，演的还是这八戏三战中的一个。那时候不论你走到哪里，肯定在你周围的某个地方，房顶上，或电线杆子上，肯定有大喇叭在响。大部分时间是关于文革的内容，但有时候也播放文艺节目，那就还是这八戏三战中的一个。八戏可以听，反正是唱戏嘛，那电影怎么听？那时候电影也可以听，在小城市和农村那更是看电影少，听电影多，那时叫“电影录音剪辑”。尤其是这三战，因为听得次数太多了，很多人都可以把这三战整段整段地背下来。样板戏也一样，因为听得次数太多了，很多人都可以唱上几十段，甚至把一部戏中的所以唱段都唱下来。上音乐课时，我们的音乐老师一教样板戏才发现，她会的没有我们班同学刘仁来会的多。文革前刘仁来转学走了，据说是回老家了。到复课闹革命时他又转回来了，而且，这两年多没见，他身上多了一样本事，那就是会唱样板戏了。他会得可多了，你随便点一个唱段他都会唱，把我们佩服得不行，我就是受他的影响从那时候开始也喜欢上唱样板戏了。有一次上音乐课的情景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老师要教我们唱京剧版的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老师问我们：有人会唱这段吗？我们说，刘仁来会唱。老师就让刘仁来唱一下，刘仁来就唱了。他唱得是有板有眼，京剧味十足。唱完后老师说，唱得不错啊。我们说，他还会唱样板戏呢。老师说，那唱一段我听听。刘仁来就又唱了一段样板戏。老师说，还会什么，再唱一段。结果，刘仁来唱了一段又一段，一直唱到下课铃响了还没唱完。结果，那节课全听他的了，老师的“五湖四海”也没教成。

除了唱样板戏跳忠字舞，从1967年春天开始，还人人胸前挂一枚毛主席像章（文革特有现象），人人手里拿一本毛主席语录（文革特有现象）。1967年春天毛主席像章刚开始出现时只有一种，像人民币一分钱那么小，只有一种颜色黄颜色。那时候这种像章非常稀少，能搞到非常不容易，谁如果有一枚毛主席像章那是非常荣耀的事，那表明你不但是根红苗正的革命造反派，而且还是上头有人支持的造反派。我当时在最早一批人中就有了这种黄颜色的小像章，那还是因为我的父母在国家计委工作的原因。那时候，因为是计划经济时期，不论要生产什么东西，都必须要通过国家计委列入计划，因此那时国家计委是很红火的部门。那时候什么新奇的东西设计研制出来了，都要先送到计委来，计委看上了才有可能列入计划呢。小东西都送到计委大楼里我们是看不到的，但那些大家伙是进不了大楼的，那就拿到计委大楼门口来展示。记得有一次是矿山车，开到计委大楼门口来了，先在广场上绕着圈开，然后就停在那里好几天。我们都去看，那轮子得有一人高。还有一次，是哪个厂家发明了一种照明灯，特别亮，号称“小太阳”。那盏小太阳于是被安装在计委大楼顶上。每天晚上一开，嘿，把计委大楼前的大广场照得通亮，很多人跑来看稀奇，还有很多人在广场上席地而坐看书，成了奇特的一景。话再转回来，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早就有了这枚毛主席像章的原因。因为生产厂要生产像章，也要列入计委的计划，因此他就送了一批毛主席像章的样品到计委。这样自然我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最早就有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但我也没能得意太久，没多久以后，估计生产这种革命性产品用不着计委再批准了，凡有铝制品生产能力的工厂都开始成批生产毛主席像章了，而且种类也越来越多，尺寸也越来越大，到最后都有直径15厘米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了，那么大那么重的像章已经没法别在胸前的衣服上了，只能用一根绸带挂在脖子上。还有更极端的人，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的肉上。到了那时候，上至国家领导人（除了毛主席一人），下至僻壤老农民，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一枚毛主席像章。周恩来比别人特殊一点，他戴的是一枚毛主席语录像章，一枚长方形的小像章，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那时全中国一共生产了多少毛主席像章呢？有一个统计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共生产各类毛主席像章20亿枚。文化大革命初期时的中国人口是六亿五千万，那就是合全国人民每人有三枚毛主席像章还多。今天的年轻人看到在朝鲜人人都佩戴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像章，觉得朝鲜人愚昧可笑，不可理解，其实这一幕早就出现在五十年前的中国了，而且那规模和疯狂的程度远超过今日的朝鲜。那时毛主席语录也不止人手一册，我们外语学校的学生就不单每人有一本汉语的毛主席语录，还每人有一本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像我就还有一本法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孟老师教给我们这叫Les citations du président Mao（毛主席语录），或者叫Le petit livre rouge（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可不是你每天拿着就算完事了，你还得会背呢。由于那时候天天要学习毛主席语录，每天都重复读不知道多少遍，因此最笨的人也能背几段毛主席语录，聪明的人能把整本270页毛主席语录全背下来。为什么时过50年我还能记得毛主席语录有270页呢，不是我爱学习毛主席语录，而是因为当时流传甚广的一则传说。说得是红卫兵开陈毅（老资格的革命家，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批斗会，陈毅不服气，因为他闹革命的资格和毛主席都差不多了，毛主席1927年领导了秋收起义，他陈毅也参与领导了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呢。陈毅就说，连毛主席都说我陈毅是好同志呢。红卫兵们就质问他，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你陈毅是好同志。陈毅说，你们打开毛主席语录第271页，上面写着：陈毅是个好同志。红卫兵们赶紧翻毛主席语录，才发现毛主席语录只到270页，根本就没有271页，才知道遭到陈毅的耍弄了，当然那就对他批斗得更加猛烈了。由于陈毅的态度不好，从1967年开始他一直不停地遭到红卫兵和外交部的造反派的批斗，直到当时的中央先把他送到北京远郊区的南口机车车辆厂再送到更远的石家庄去接受劳动改造，才算把他以这种明贬实保的办法保护了起来。在最极左的那段时间，人们在干任何事之前都要先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早上工人们在车间先集体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开机器干活儿。农民，那时都叫公社社员，早上在地头一站，先在生产队长带领下朗读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下地开镰收割。这叫“早请示”。晚上还得再来一遍“晚汇报”呢。工人们下班前得再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向毛主席报告一下今天有没有干错事，比如一走神加工出了两个废品，然后才能下班回家呢。农民也一样，收工后甭管多累，集合到地头再学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向毛主席报告一下今天有没有一分神锄草时锄掉了几颗麦苗，然后才能各自回家吃饭呢。这叫“晚汇报”。（注：那时候有一首革命歌曲《老两口儿学毛选》（毛选是毛泽东选集的简称），从河北兴起，之后唱遍全国。那首歌前两句的歌词是这样的：收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坐在窗前，咱们俩个学毛选。现在想想实在可笑，先不说农民干完一天那么累的农活还有没有力气学毛选，只说两个老农民能识得几个字去学那么复杂的哲学著作呢，即便勉强读得下来那内容又跟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这首歌曲存在的最大意义是它忠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当时的文革现象。）我们学生呢，每堂课老师进来先不讲课，全班先集体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才开始讲课。最荒谬的是我在182厂图书馆亲眼看到一本文化大革命期间编写的《运八型运输机操作手册》，在应急故障排除一章中是这么写的：在空中发生紧急故障时，应严格遵守下列操作程序：1，全体机组成员集体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2，迅速检查下列仪表和设备：1，地平仪，2，空速表 …… 现在的人们会觉得这也太荒谬可笑了，飞机在天上出故障那就是一瞬间的事，稍一迟疑都可能机毁人亡，哪还要功夫先背一段不起任何实际作用的毛主席语录呢，可当时这样的操作手册就这么印出来供飞行员们使用。

那时在复课闹革命时还有一个令人特别头疼的事，就是开斗私批修会（文革特有现象）。开斗私批修会的时候，每个人挨着个发言，向大家说明自己最近又干了哪些坏事错事，头脑中又出现了什么私心杂念，然后把自己批判一顿。这种发言是很难把握的。首先，真正的大错误是不能说的，比如你在家里不小心把毛主席石膏像掉在地上摔坏了，那是绝对不敢说的，说了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了。可是不疼不痒的小错误哪有那么多呀，可你要是在会上对大家说我最近没干坏事，没有私心，那也不成，那会议主持人一定不会放过你，会说连雷锋、王杰都偶然会有私心呢，你还能比雷锋、王杰的思想觉悟还高？那时有个说法叫“狠斗私字一闪念”（文革语汇），人家会说你连个私字一闪念的时候都没有，谁相信呀。所以，每次开斗私批修会时我可以说是搜肠刮肚地找一些不大不小的坏事和坏思想来把自己批判一顿。因为这种会都是要人人发言，人人过关的，有一个人没发言那也是不会散会的。我记得我那会儿列举过的自己的错误中有这么两件。一是乘公共汽车逃过票。有时候上了车才发现没带钱或钱不够，怎么办，那就只能逃票呗，这就是犯了一个错误。还有一个错误是进动物园不买票。那时我们放学后经常去北京动物园玩，去多了我们就发现，动物园和北京展览馆之间的那道墙是很矮的，可以很轻易就翻进动物园里去，于是有几次我们也这么翻进动物园里去。我这两个还确实可以算是错误，可有的同学的发言那放在现在看简直就是笑话。我还记得我们法语小班长邸玉华的一次发言。她是这么说的：我最近因家里有事，要请两个星期的假，在给老师写请假报告时，我头脑中出现了私心。我想这天数有三种说法，或15天，或两星期，或半个月。一个是15，一个是2个，一个是半个，那肯定是半个月显得最短，最容易得到批准，于是我在请假报告中写了请假半个月，这就是我的私心。接着她就把自己批判了一顿。当时我就在心里发笑：这算哪门子的私心啊，如果这也算私心，我们不是整天都泡在私心里了。但在当时，这就叫觉悟高，连这么一点私心也没放过。

（此处必须补充几句：上面我说大错误是不能说的，说了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了，那绝非耸人听闻，那时候很多人就因为说了一句所谓的错话就丢了命了。去年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在酒桌上对毛泽东使用了“老逼养的”的污辱性语言，但他也仅仅是被央视开除，但并未获任何刑事罪名，还是自由人一个，说明现在的社会生活已经正常和法制得多了，若是在文革期间，老毕必死无疑。文革中有两个著名的因言获罪的案例，一个是张志新案，一个是遇罗克案。张志新这名字像男人，其实张志新是女人还是个标准的美女。此外，张志新既是共产党员，还参加过解放军。文革中，张志新说了一句“党内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这一点不涉人格污辱，顶多是表达不同政见，竟因此被捕入狱。在狱中她倍受折磨（包括遭受强奸和轮奸）以致精神失常，因此据说又喊过“打倒毛泽东”的“反动口号”，结果竟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而枪毙了。行刑前据说是为了防止她再喊“反动口号”，行刑者竟把她摁倒在地，脖子下垫块砖头，活生生地割断她的喉管使她不能发声，因此在执行枪决之前她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另一个是遇罗克案。遇罗克在文革开始时就是个20岁出头的年轻工人。他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但他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认为出身不应该决定人的一切，因此写了那篇刊登在《中学文革报》上的著名辩论文章《出身论》。这在今天看是太正常不过的观点之争，毫无罪名可言，但在文革最疯狂的1967年，一个普通青年的一篇普通文章竟被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反革命大毒草”，遇罗克因此被定性为“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分子”。遇罗克1967年被捕入狱，1970年被执行了死刑，死时年仅28岁。一个人，仅仅因为一句话或一篇文章就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这和历史上那些暴政时期例如清朝雍正年间的文字狱有何区别。这两个例子因为当年都是在全国进行“以儆效尤”式的宣传而广为人知，而你随便问问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可以轻易地举出发生在身边的类似事例。）

那时候我们还隔三差五就要上街游行。游行有各种名目，最常见的名目是庆祝毛主席又一条最新指示（文革语汇）的发表。哪一天从大喇叭里和广播里听到，又一个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了，那第二天准游行。有时候都等不到第二天了，当天晚上就要游行。游行就是我们排着队在大街上走，一边走一边还要不停地高呼口号。领口号的人喊：“热烈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我们也齐声喊“热烈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不但喊口号，我们还要打着红旗，举着标语牌。而且游行都是全市统一行动，所以，游行的那一天，学生也不上课了，工人也不干活了，满街都是各单位游行的人。那时候的人也真能走，一走就是几个小时，转一大圈就得走十几里的路。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游行我们从白堆子一直走到东直门，那就是从北京城的最西边走到了最东边，那至少有二十里路。那次倒不是为了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而是为了抗议苏联侵略我们国家的珍宝岛。1969年的春天，中国和苏联在中苏边界上的一个小岛珍宝岛打了一仗。那是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双方参战士兵各有几百人。不过苏军还动用了坦克，而这坦克被中国士兵给打沉到乌苏里江里去了。这辆坦克后来被中方打捞上来陈列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作为苏联人入侵我国的证据。当时中方的前线指挥员叫孙玉国，只是个连级军官，因为这一仗可谓一战成名。他先是被选为代表参加了当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还在大会上做报告，并和毛主席握了手。之后一路晋升，三年后升为大军区级的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时年仅33岁，可算得上是火箭式的升级了。为了抗议苏修对我国的侵略，1969年4月30日我们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到苏联大使馆去示威。为什么这个日子我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两个原因使我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一是第二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不上课，二是前一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4月30号早上地上的积雪有半尺厚。北京4月底还下大雪，这种天气是极少见的。我们当天早上从白堆子出发，踏着积雪向东直门方向前进，照例是一路走一路喊口号。当然这回口号都成了“打倒苏修！”“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抗议苏修侵占我国神圣领土！”之类。因为路太远，我们从早上一直走到中午才走到东直门。而且，毕竟是4月底了，第二天又是个大晴天，到中午时气温很高，积雪化得很快，全化成水都来不及从下水道流走，因此满街都是水，我们的鞋子都被雪水浸透了，就那么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积水里走。苏联大使馆是在东直门内大街上，从一个路口向北拐，往前走大概200米走到头就是苏联大使馆。但那天这条路在离苏联大使馆还有100米的地方就被一道铁栅栏拦住了，栅栏后面还有解放军战士守卫，游行队伍都不能过去。所以，我们走了几个钟头赶到苏联大使馆，却被挡在100米以外不能过去，只能远远地喊上几句口号就向后转，因为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游行队伍赶来，也得让他们都喊上几句口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