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真正作为“信阳事件”全局性核心机密 或 参与涉及者 或 现场知情者的回忆录,只有三篇文章,

一是1993年春天,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因身患直肠癌,抱病写出近二万字的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删节稿载《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

二是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在患贲门癌历经八年的思索酝酿后,于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万多字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载2002年卷《中国农村研究》,中国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

三是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极少数人中流传的

《“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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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记张树藩

 

刘吉同

 

张树藩是上世纪1960年前后河南省信阳地区的中共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当时,素有“豫南粮仓”的信阳,伴随着之前惨烈的“反右派”,一场空前绝后的“大跃进”呼啸而至,共产风、浮夸风愈刮愈烈,不久便将这个“鱼米之乡”推进了万丈深渊,一场大饥荒向全区吞噬而来,年把光景就饿死了100余万人,邓颖超的故乡光山县就死绝5647户。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当局仍未放慢“大跃进”的步伐。此时,说真话十分困难,但张树藩仍选择了说真话。当时的地委书记一把手路宪文,是“放卫星”的急先锋,粮食产量报的越来越离谱。对此,张树藩忧心如焚,他说这样下去是要饿死人的。

1959年,他顶着极大的压力将当年上报的粮食产量从350亿斤降为250亿,又降为150亿,又降为80亿,最后降为72亿。省委按72亿斤的数字征购,在征到16.8亿斤时,已无粮可征,很多生产队开始断粮,大面积的饿死人开始了。可见之前的牛皮吹得有多大。张树藩由此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被停职检查,接受批斗。而停职之前,他“私自”作主向灾民发放了700万斤救济粮,这真是救命粮啊!比黄金都值钱。

1961年2月张恢复工作后,恰巧国务院内务部一个检查组正在淮滨县检查救灾,他背着路宪文将“估计有20万到30万人饿死”的情况向检查组做了汇报。检查组将此灾情迅速上报,引起了习仲勋和董必武的震惊。董老派出专人,冲破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及路宪文的层层阻挠,经调查后得出结论:饿死人105万!“信阳事件”的盖子至此才被揭开(见《领导者》09、1、8鲁嘉宾文)。假如不是张树藩这两次“私自”,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还不知要延续多长时间!

由此不难看出,张树藩这个名字,涵盖了很多可贵的东西。

其一,任何情况下都说真话。殊不知那时的省、地主要领导,都是左得疯狂而又大权在握的当红人物。为掩盖罪责,大量死人后他们不是急于救灾而是设法掩盖,凡饿死的都不能说饿死而只能说遭瘟疫传染而死。当时最大的瘟疫,或瘟疫之源实际上应是吴芝圃、路宪文之流。在这股似乎不可抗拒的瘟疫面前,张树藩能逆势而行,着实难能可贵。

其二,他把百姓看得很重,把乌纱看得很轻。张树藩说真话和开仓放粮及向中央反映灾情,无疑与吴芝圃的“形势大好”背道而驰,显然是给省委、地委脸上“抹黑”,其风险和后果他不可能不知道。轻者批斗撤职,重者可能会坐牢,甚至丢掉老命。在如此惨烈和恐怖面前,张树藩仍坚持自己的官德和信念。他于1993年逝世,已经走入历史。但是,张树藩这个名字却不能在历史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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