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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

清华校长送给新生的《万古江河》是本什么书?

“我觉得,既然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所交代。这是我写作《万古江河》的最初动机。”


参加完高考的朋友都领到录取通知书了吗?昨天,清华大学2019年的首封录取通知书正式发出,随之一同寄出的还有清华大学校长邱勇院士给新生的赠书《万古江河》。

在致新生的信中,清华校长提及《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是一本视野开阔、见解独到的中国历史文化力作:

“作者许倬云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书中他用平实畅达的语言讲述了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字里行间既有宏大的历史脉络,又有对日常生活的细微描摹,让读者在回顾数千年历史的过程中深切感悟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

对于此事,还有许多读者在理想国官博下评论:

为什么清华校长会希望新生在入校前读完《万古江河》?这本书与其他的历史著作有何区别?主页君今天分享许倬云先生在本书初版时所做的一次演讲,我们或许可以从作者的讲述中找到一些答案。

我为何写《万古江河》?

演讲:许倬云

我一辈子做的工作,是从社会经济起手,然后做了文化史研究。

常常有人问我,什么什么事情,在哪本书里可以找到。比如,我曾在一家饭店吃饭,店主人就问,中国菜这样那样的烹饪方法,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一想,哎,中国通史上还真没交代。那次之后的两三个月,有饮食文化研究会找我去讲演。我就专门找中国小炒菜的起源。为什么做小炒菜?一般来说,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小炒菜不能大块吃肉,是小口吃肉啊!那篇文章得到了很多的反响。

可以说,这些小零碎的事情,跟我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信仰都有点关系,但史书里却不交代。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也有人写,但都是笔记。这里一段,那里一段,通常不被人注意。我内人也常常被人家问,你们夫妻俩都学历史,能不能介绍一本我们看得懂的中国通史给我们看。他们说,一些思想史好是好,但论的都是天大地大的问题,又多引经据典,老百姓看不懂。

我觉得,既然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所交代。

这是我写作《万古江河》的最初动机。



1.

“中国”是从哪里来的?

我更重要的动机,是想告诉我们的同胞,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而是慢慢长大的。

今天大多数的同胞,总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就这么大的一块。有这种认识以后,天下其他地方都不太管了。好像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突然就蹦出黄帝来了,然后黄帝生了一大群儿子,然后我们慢慢就出来了。谁生女儿啊?没问。黄帝这么多儿子得娶媳妇才有子孙啊!难道我们都是孙猴子,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所以,这些事情一直以来大家都是模模糊糊下来,形成了“中国中心论”。

更常见的是“中原中心论”,说我们四面是“蛮夷戎狄”。“夷”这个字还不错,一个人背着一张弓,还是个人嘛!“狄”这个字也还可以,有狗有火,在草原上过日子。“蛮”是个虫,其实“蛮”正规写起来,是头上梳了两个辫子盘髻的一个女孩子蹲在地上。“戎”是背武器的人。

这对四邻都是不太礼貌的说法。这四个字,从原来的字根讲起来,都是描绘人们的生活形态,但演变到后来呢,只有我们中华是特别好,外面都“蛮夷戎狄”。

我在海外过日子,常常碰到一些很热心、很爱国的同胞跟我说,我们中国人是特别优秀,你看这个学校里功课最好的都是中国人。我则常常跟他们说不见得。

这种自大的、自我中心的观念,是几千年来“中华帝国”、“天朝上国”这个观念演变出来的。在过去,我们关着门过日子,所以没什么关系。但是现在,我们是在世界上过国际社会的日子,就不能再这样了。

所以我写《万古江河》,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中国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一块,是慢慢长大的,当年的“蛮夷戎狄”就是今天的腹地,当年的敌人就是今天的邻居,同样地,今天的敌人也可能是将来的邻居。

我深受感召的梁启超先生,他原本要写一部中国史,可惜没写成,只写了一个绪论。他说,“中国”是从“中原”开始的,中原变成了中国,中原的中国慢慢扩张变成中国之中国,然后超越中国之外,慢慢将四邻吸收进来,通过文化上的交往以及势力范围的扩大,变成了东亚的中国,然后在亚洲范围之内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亚洲的中国,将来还要进入世界,成为世界之中国。梁任公写这篇绪论是在一百年前,他真是目光如炬!今天世界的大格局、全球化的现象的确出现了。在一百年前没有第二人敢这么说。



我现在最喜欢到国内看考古遗址,看人家不看的破破碎碎的瓦片。一片瓦片可以告诉你许多许多事情,告诉你“中原”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也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在古代那么多的地方,不同的人群发展着他们不同的过日子的方法,谁也不是“上”,谁也不是“下”,谁也不是“中”,谁也不是“外”。

地球是个圆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中心。各处都有自己寻找的方向,都有自己过生活的方式。

那么,这些古代的地方上的文化是怎么样聚合的呢?

国内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老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已经过世。中国考古史学界过去比较受制于“一条鞭”的单一理论,主要是“单线的演化论”、“中原的扩张论”两种说法。苏秉琦先生在这种风气之下,居然突破所有的关口,从证据说话,提出了“文化区系类型学说”。

他认为,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地区性的文化圈,文化圈里又有不同的类、不同的系。他根据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现象,将中国划分为六七个区,每一个地区都有至少三层四层的次级系统。

如果我们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初期的话,当时区还没形成,系也没形成,类也没形成,型也没形成,每个地方都是将就着当地的资源过当地的日子。经过互相学习、互相模仿、商品的交换、知识的交换,还有人口的交换,最重要的是男婚女嫁,以及抓人家做奴隶,经过如此这般交换以后,慢慢才并合成一条条线,然后再慢慢并合成一个个区。

这一套理论,和梁任公的理论是完全配套的。只不过梁先生是从“中原”起头,苏先生是从“中原以前”起头。

我自己也找到一条很重要的线,就是相当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时代。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陕西形成一个文化,后来分为两条线,一个是陕西西安的半坡文化,另一个就是旁边的河南陕州古城南的庙底沟文化。在考古学意义上,“文化”就是怎么样过日子、住什么样的房子、烧什么样的陶器、用什么工具来敲石头、敲成什么样子等等。我们主要靠发掘出来的破罐碎瓦等来考察。

这两个文化,本来是很类似的文化,后来有了不同的发展。我们从半坡文化的工具看,渔猎工具越来越多,农耕的比例比较少;而庙底沟呢,农耕农具的比例相当大。就像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隔着河过日子,然后慢慢地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庙底沟文化的实力逐渐强大了,于是慢慢地往外开展了,越到后来,越往东走,并不是往西走。这样东边的地方慢慢地就采用庙底沟文化的生活方式,并逐渐变成了黄河边上一个相当显著的生活生产方式。



当然这不是那时候最高、最强有力的生活生产方式。

当时东北的红山文化,就早于庙底沟文化,是有玉器、玉刻的文明,还有神庙、很大的墓,有等级不同、规模很大的聚落。浙江杭州旁边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也有很好的玉刻器具,有很大的土台,有很好的木结构房子,还有水稻。湖北石家河有一连串的城市,每一个都比庙底沟看着要像样子。而山东的大汶口,甚至可能有了文字,因为有几个字留下来了,不是普通的符号,而是文字。

你看,四周有这么好这么多的大的文明,居然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几乎全塌下来了。为什么?我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但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是气候原因?人口压力?过度浪费?都有可能。

但庙底沟文明,不但没塌,还变得更强大,影响范围更广了。它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特色,平凡得很,没有大的土台,也没有城市。但刚刚所讲的几乎所有好的、有漂亮器物的文明,它都从中学到了一点。

庙底沟文明向两边扩展,它去了黄河南岸的河南、黄河北岸的山西,尤其是山西的运城平原。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已经发现有极大的古城,有城墙,有道路,有宗庙,有大的礼仪性建筑,有大的公共建筑,有非常大的水沟,这些现在还在继续的发掘中。

注意到这一串现象,我就认为这个庙底沟二期,在其他文明塌下来之后,它站起来了,应该讲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其他更早的文明,早到五千年以前就有了,而且很多很多。

但我认为,庙底沟文明是核心。考古学家将之称为“夏文化”,我觉得夏文化应该是“诸夏”,在文献上讲夏朝就是诸夏,就是许多的夏,并不只是一个夏。“夏”大概是一些人自己称自己的名称。诸夏,彼此之间有很多小的差别。

山西运城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内容并不完全一样。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色,都肯采纳别处的东西,因此东南西北的特色它都有。我认为这才是中华文化的起源,虽然没有大的显赫的成就,但是肯接纳、肯吸收。

这个动力、这个特性,使它可以变成一个强固的核心,有了核心,它就慢慢成长。

我写的《万古江河》就是以此为核心展开的,旨在填补梁任公先生在中原以前的那一段。我讲文化的扩大,不讲武力。

我向来不喜欢讲武功,因为我从小在战争中长大,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事情,我知道什么叫做鲜血。我不讲武功,不讲开疆辟土,只讲文化圈的扩大。



2015年5月,许倬云新作《说中国》在内地出版。随后的6月,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每一个文明都有其独到之处,大家能够糅在一块,去其短,大家互补,采其长,这才有前途,才有希望。所以我讲中国这个大的共同体是弹性的,是没有边缘的。”

我所讲的主调是:在文化圈的扩大过程中,我们有“给”,我们也有“拿”。我们给过很多四邻中国的文化,我们也从四邻的文化中吸收接纳。从庙底沟二期开始,我们就继续不断地向四周“给”,也从四周“拿”,不然庙底沟二期也不会长大。

等到庙底沟二期长大了,到后来“中原”变成了“商”,“商”也不断地给予吸纳,而“周”在“商”的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不仅继承了商代文化,也接受了许多其他文化的东西。

秦人原来在西方,在今天甘肃天水一带,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壮大,东迁至陕西关中一带。秦由小小的牧马民族逐渐变成秦帝国,是吸收了六国的长处、吸收了六国的人才,才得以壮大。

汉朝作为那么庞大的一个文化体,也是不断地进行文化输出和输入。汉朝的文化输出,东到日本、东南亚,西到天山,北到大漠;汉朝的文化输入,最典型的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还有北方巫术文明和各地的巫术,也被汉武帝统统接受,后来变成道教的重要成分。汉文化一路向南开拓,将南方的动植物引进中国,从西域也带进来西瓜、葡萄,从北方带进来骆驼、野驴子等等很多很多的物产。这样无穷的文化交流、物产交换,使得汉文化异常博大丰富。

所以,每一朝文化在扩大的时候,都是“有给有拿”。

我们不吝啬“给出去”,也不惭愧“拿进来”,这才是大大方方、磊磊落落。

有好的我就学,见贤思齐,人家肯向我学,我也诚恳教人。教书这一行,最好的一点,就是我教给人家越多,自己收获也越多。这跟做买卖不同,不会是我拿出去了,自己就少了。所以,在这样大大方方、磊磊落落的状态中,中国慢慢地成长了。



2.

世界并不是那么平

我在《万古江河》中为什么以1500年做断代呢?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1492年,1505年欧洲人攫取的白银就开始运到中国来了。这也是中国第一次面临世界格局的形成,所以我取个整数以1500年做了断代,前面写了半本,后面写了半本。1500年以后近代的事情,跟我们的关系更密切。

最重要的是我们碰到了一个重大关口,就是面临一个不比我们差、到后来比我们更有力的文化系统。我们面临的对手不简单,不能够轻易对付它,我们曾经输过,我们也正在爬起来。从1500年到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挑战,恰恰是这个挑战。现在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怎样跟他们做个交叉,大家作合理的融合,而不是单向的学习。

从五四以来就一直有所谓“全盘西化”的说法,前几年,我又经常看到“先进国家”这个名称。用“先进”一词,就是承认他们的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只是我们落在后面,晚了一步。如果说齐头并进,各走各的路,彼此之间有道路的交叉,就没有所谓的“先进”、“后进”。

事实上,西方文明也是经历了梁任公先生所说的那些步骤,从古希腊时代希腊半岛尖端的西方,到地中海东端的西方,到地中海的西方,然后才有欧洲的西方,有大西洋的西方,有跨洋的西方,最终有现在几乎笼罩全世界的西方。

西方文明的发展步骤和我们一样,它的成长过程也是“有给有拿”。只是到了近代两百年来,它逞凶霸道,只夺取别人的东西,还强迫别人接受它的文明。如果之前不是“有给有拿”,为什么会出现基督教呢?怎么会学了火药呢?怎么学了阿拉伯数字呢?

我们首先要在心理上重新整理自己,不要再囿于“中华中心论”,尤其是“中原中心论”。

这样我们才心胸坦荡,可以组织起一个大的文明团体,而这个文明团体也更需要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地面对那些曾经压迫、欺负我们的文明团体。

我们应当承认,别人的方案不一定错,我们的方案不一定对,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不足。我们对的地方,可以重新整理,为未来全世界所用。你认为非常好的部分,到今天出了毛病了,也要想想要不要丢掉,要不要重新来过。平心静气,大家才可能和谐共处。

西方文明在近代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东西,都在经历很深层的改变。西方近代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体系永远膨胀。这话不对。经济的膨胀,必定要消费,消费必定要资源,而世界的资源经不起永远的消费。因此,经济体不能永远膨胀。怎么样叫稳定?怎么样叫衰退?怎么样叫繁荣?都要重新界定。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演化,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问题,它要加以整顿。

我们中国呢,几千年来是集体主义,社区、宗族、大家庭都是集体主义,每人都要为大的单位而牺牲小的单位。



许倬云曾在接受李怀宇采访时坦言:“写《万古江河》时,我有原则,不写政治、战争、制度、帝王将相,写老百姓。”他还表达,中国从来不是孤立的,它的视野、它的领域都在跟外面接触,准备走向大世界共有的大人类,为下一代的孩子准备这条路,将来中国必定是全世界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外。

话说有一家姓张的,五代六代同堂,皇帝就问张家的大家长:“你们一家五六代人能住在一起,靠的是什么?”他就说是“忍”。“忍”是什么?就是吃亏也算了,就是每个人都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

这种“为大我而牺牲小我”的精神,是中国慢慢成长的条件。但这个条件到了一定地步也出了问题。孙中山先生就说:集体主义到了今天,如果想走下去,分配是很重要的。分配要影响到人的工作积极性。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来迅速成长,正是因为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换句话说,分配是调动了你个人的意愿,这和集体主义是相违背的。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了。西方资本主义要反省,我们也要反省。

再比如说,我们儒家是不讲“神”的,我们讲“良心”,而天主教、基督教讲“上帝”。“上帝”是西方文明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在西方,没有上帝,很难讲到人权。“天赋人权”,西方人的“天”就是“上帝”啊!

但在今天,美国的教会衰落了,大多数人不太相信了。美国天主教会的学校一家一家地关闭。我家斜对面是一个基督教会,每个礼拜五要举行bingo(一种赌博游戏)来赚钱。耶稣基督当然是不允许在殿堂上赌博的,但是穷啊,为了维持只好出此下策。宗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基础,将来怎么办?也要修改,要向我们中国“以人为本”的方向修改。

印度人非常重视自然。各位看过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对不对?“天龙八部”这名词出自佛经,包括“非人”、“天”、“龙”、“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和“摩呼罗迦”八种神道精怪。在印度人看来,“人”并不比这些神道精怪占什么大优势,并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注重“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调节、和谐,讲究“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与西方的浮士德精神截然不同。浮士德把他的灵魂出卖给魔鬼,然后换得一切都“更好、更好、更好”。西方的主流观念就是永远成长、永远扩张、永远要“更高、更快、更好”。但这也就意味着永远在浪费自然。在这个事情上,西方要向中国和印度学习。但是印度推行种姓制度,人与人之间极不平等,这要向西方学习。我们中国因为集体主义,比较重亲属、欺外人,重邻居、欺陌生人。这个也要改变。

最近有一本很流行的畅销书,书名叫《世界是平的》。书中说,不管肤色、不管信仰、不管种族,大家一律平等。这话是对的。但是我们进入全球社会的时候,记得不要完全听他这个话。

大家一律平等之后要竞争,但是竞争遵循谁的规则?在哪个操场上竞争呢?如果在你的操场上竞争,或者按照你的规则竞争,我肯定吃亏。对不对?所以,世界并不是那么平。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比如我比你们矮,我手脚完全不行。我到体育场上竞争,根本进都进不去嘛,还怎么竞争?所以,我盼望将来的全球化是一个有各地的特色、有各地的专长、有各地若干程度的自主范围的全球化,但没有自主的战争,不许自主地说“我爱打谁就打谁”。

地球上将来有什么样的天灾人祸、会有如何严重的后果,我们很难预料。可能是地震,可能是气候的暖化,也可能是疾病。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疾病正在酝酿当中,许多天灾我们是不知道的,而人的愚蠢、贪婪和无情也可能造成很大的灾难。

当天灾人祸来的时候,不是只有一套答案就能对付的。这一套答案可能在某种情况可行,而另一套答案呢,可能在另一种情况可行。这种危机时刻,要靠存在许多可能的答案、可能的解救方法,人类共同的前途才不会受到威胁。所以,我希望将来这个世界是各地的特色互相补充,各地的专长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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