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和互联网,新闻内容不代表本网立场。】

微信扫一扫左边二维码
分享本新闻到朋友圈

腾讯

这个海南贫困小村厉害了 全村男女老少英文沟通无障碍!

孩子们形成一个杠杆,撬动了全村人的生活。在乐罗村每年一度的乡村春晚上,20位母亲登台唱了3首英文歌。妈妈们第一次穿裙子,第一次穿高跟鞋,第一次化妆。她们暂时离开了农田,或者嘈杂的小卖部,从痛到麻木的生活中抽离出来,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演出。一门外语或许无法把他们从逼仄的环境中解救出来,但至少,他们感受到了生活之上的东西。




大概从三年级开始,每次考完试,颜聚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人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

“颜聚!出来吃饭!”母亲叫他,也不答应。他不是个叛逆的孩子,从小成绩优异,语文数学永远在95分以上,这在乐罗村很了不起。

这是一个跟优裕生活沾不上边的家庭。颜聚母亲操持着一家杂货店,卖种类稀少的烟酒,给干完农活的村民卖粉汤。她独自支撑6口人的生活,每天凌晨收工,4点半就又要起床劳作。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

三年级之后,颜聚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困难。学校开设了英语课。在这之前,他对英语从未有过概念。歪歪扭扭的字母在头脑中纠缠,赶也赶不走。他看着英语卷子,20分或30分,运气不好就个位数,太刺眼了。他很努力,成绩也不是最差的——在乐罗村,英语能考及格才是件新鲜事。

生活在城市里的父母即便再不上心,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也会买些印着字母的画纸,或者陪他们看英文版的小猪佩奇。但农村是另一个世界。因为相信读书的价值,母亲给颜聚买过很多书,但从没想到过英语。对于一个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妇女来说,这太遥远了。

“英语跟数学不一样,只能是长时间培养出来的。”乐二小学校长罗备告诉我。他教过的一个农村孩子,中考时数学全省第一,但英语成绩始终提不上去。就像我们常说一个人“有气质”一样,它甚至跟努力没有关系——父母英语流利,孩子也一定不差——简直像遗传基因一样坚不可摧。

如果你认识那些成年后奋起的英语大神,他们一定会跟你讲起学英语的血泪史。从认不全26个字母,到痛下决心,寒窗苦读,听VOA,背词典,背一页撕一页,非常悲壮。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很难获得一口漂亮的发音。

但在乐罗村,这个坚固的基因链条正在被打破。那些农民的孩子、打工者的孩子,像是发生突变的DNA,开始将英语视作最有优势的学科。不到一年的时间,颜聚的英语成绩就一跃达到85分以上,成为班里唯一一个能考及格的学生。更多的孩子,可以流利地用简单英语交流,唱英文歌,登台表演,甚至指出英语老师的读音错误。

孩子们形成一个杠杆,撬动了全村人的生活。在乐罗村每年一度的乡村春晚上,包括颜聚妈妈在内的20位母亲登台,穿着裙子和高跟鞋唱了3首英文歌。一门外语无法把他们从逼仄的环境中解救出来,但至少,他们感受到了生活之上的东西。



乐罗村位于海南省乐东县,距离三亚50公里。这里自古重教,清咸丰六年,乐罗就建有德化书院,这是乐东县境内最早开设的书院。民国时期,这里诞生了物理学家颜任光、中国最早一批硕士颜任明、黄埔军官颜绳武,以及陈垂斌和陈垂华等著名人物,时人称之为乐罗“五杰”,乐罗也因此得名“博士村”。 其中,颜任光曾在1921年出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在1947年受委托创立私立海南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开创了海南高等教育先河。

乐罗人颜任光曾任北大物理系主任,后创办私立海南大学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育成了一件不那么重要的事。罗校长告诉我,一个地方的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相关。10年前,乐罗村农业繁盛,内地来的商人络绎不绝,每到农忙时,村子里经常堵车。那时仅乐罗村在校学生人数就超过10万,和附近的五指山市人口差不多。但近年来农业凋敝,年轻人都到三亚、海口打工,地也没人种了。目前,乐二小学只有120多名学生。

年轻人相继离开乐罗村

在这所学校的13名教师中,有12个没有接受过正规英语训练。这里的小学响应国家政策,开设英语课,在招到英语老师之前,没人敢上课。“我宁愿不开(英语课),你这几年把发音往错的方向上引导,小孩子上初中,他怎么纠正过来?很难的,知道吗?”罗校长说。

对于英语教育,家长们最初没有放在心上。这里小升初不考英语,学生和家长把英语看作“副科”。

蒲老师是乐二小学最年轻的老师,28岁,来自海南儋州。刚来的那一年,学生们认不齐26个字母,音标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在课堂上睡觉,或者突然起身走来走去,没人在意她熬夜准备的bomb game(练习英语发音的游戏)。孩子们说,这个不考,我学不会;家长们说,他很努力了,但是主科的作业也很多。那时她大学毕业没多久,渴望为乡村的孩子带去英语教育,但显然失败了。

“为什么呢?”蒲老师想,每个老师都在想。在农村,每个人都知道学习是改变人生的唯一出路,但人们却显得漠不关心。就像那只在鸡汤文里经常出现的跳蚤——一直跳不出头顶的玻璃,索性就不跳了。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好好学习,但其中的隐秘逻辑是,他们知道这没有用,“教育”只不过是欺骗自己的话术。

这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让我们来看看他们都经历过什么吧。

陈佳丽的爸爸从小就崇拜会说英语的人。他现在经营着村里唯一一家理发店,理发一次15元,每天能接二三十单,属于村里的高收入群体。他从小爱看国外电影,以前总去邻居家看黑白电视,中央6台播《007》,他看见詹姆斯·邦德在伦敦打,在纽约打,一口伦敦腔,身边还总有性感女郎。

对他来说,英语就是外面的世界,是他从未踏足过的奇景,惊心动魄的故事。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希望给他们创造一个英语环境。除了在手机上经常播放的英文电影、动画片,他要求孩子们说英语:跟他打招呼要讲hello,出去玩是play,不过一到吃饭就比较困难了。breakfast?lunch?dinner?这超出了他的知识储备。

他们种地、开小卖部,或者在超市卖大米,不过谁敢否定他们的努力呢?他们明白缺少知识的后果——过着现在的生活。

蔡雨彤的妈妈一直很介意自己的学历,她初中学习很好,一心想考高中。那时候她抱着英语书啃啊啃,终于万念俱灰,接受初中毕业出去打工的命运。她想成为坐在办公室里的人,为此去了一家设计公司,但从来和具体业务无关。

她是个打不倒的人,买来英语书、日语书、韩语书,拼命地学,像是在和自己斗气。当一个人不断地失败,最好不要大言不惭地告诉他“坚持就是胜利”。最终她回到家乡,结婚,工作,成为蔡雨彤的妈妈。

就像永无止境的循环,一代又一代。或许几十年后,已为人母的蔡雨彤也会给孩子编织一个美丽的、名为“教育”的谎言,然后心中默认它不可能实现。循环继续。

但在乐罗,一款小小的英语学习软件的出现,把人们从这个怪圈中揪了出来。它教会孩子单词、语法,却又远不止这些。逻辑改变了。

乐罗村的孩子们



乐二小学与村子里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因为学生少,甚至一点都不吵闹。教室里贴着名言警句:“有志者事竟成”,“坚毅可以战胜强力”。放学之后,孩子们喜欢光着脚在操场上扔沙包。

蒲老师就是在相似的环境中长大的。高中毕业后,她去湖南邵阳读师范学校,英语专业。“语音语调太差了,(老师)把我们贬得跟什么似的。”她好胜心强,在大学里几乎是最努力的一个。4年里只跟书本恋爱,在图书馆从早泡到晚,养成3分钟解决一顿饭的习惯。冬天凌晨5点钟的学校花园里,也能看到他们这群农村考出来的孩子,在大声练口语。

“我一直拼一直拼,但差距太大了。”蒲老师说。看着城里英语基础好的同学,不费太大力气就考过专业八级,她很低落。她会想到中学时,妈妈给她买的录音机,磁带滋啦滋啦地响,她从中捕获一个个单词,这是她当时能得到的最好的英语资源。

前两年,她跟着罗校长一起去海口一所知名小学学习,发现教育的差距比她想象中更大。那所学校是海南最好的小学之一,1992年就实现了“四机一幕一柜进教室”。学生的书画、摄影、科技发明被送到日本、英国、美国参展获奖。课堂上,老师采用全英文的授课模式,孩子们并没有任何障碍,争抢着用稚嫩的童音回答提问。

在那里,每天下午3点之后,属于兴趣班时间,学生可以自由发展自己的爱好。罗校长去看了他们的汇报演出,孩子弹钢琴,演戏剧,诗朗诵。他跟着啪啪鼓掌,随即泛出一丝嫉妒,“那些(兴趣班)老师,全都是花大钱请的。”罗校长告诉我,这所知名小学每年的教育经费300多万,连校内卫生都承包给了保洁公司。

“我们一个学期(经费)多少?3万!你能想象吗?”罗校长40多岁,带着一副金属边眼镜,显得愤愤不平。

“那咱们小学的卫生谁来做啊?”我问。

“我啊!还能有谁?!我每天6点多来扫地的!”他激动地像要从椅子上弹起来。

蒲老师想过离开,去镇上或者更大的城市教书,但被校长直接否决。“绝对不行,我们领导局长跟我说也不行。你要说行的话,你给我弄一个(英语老师)过来,不用八级,过四级就可以。”罗校长说。乐罗全村有3所小学,一共只有3名英语老师。蒲老师前年怀孕休产假,小学一到六年级的英语课停了半年。

于是,农村的孩子一到城里面读书,难免经历巨大的心理落差。前两年,罗校长的儿子考到海口一所高中。原来一百多分的成绩,现在只能考到三四十分。“人家说你就只能听,跟傻子一样,可怜。”

谁也没想到,这种看似绝望的状况,居然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改变。去年,一个帮助农村孩子学英语的公益项目被引入这所乡村小学。这个项目由腾讯公司和播杰书院合作推进,乐罗的学校和孩子可以免费使用由他们代理的一款名叫ABCmouse的APP。

课堂上,老师不再“教授”英语,他们变成了“引导员”。孩子们的眼神聚焦在一块大屏幕上,上面有各种英语游戏。他们争抢着到屏幕前——老师挑出手举得最高的孩子——伸出手指点一下大象。“elephant”,音响中传出标准发音。再点一下,“Can you find 4 elephants?”台上的孩子迅速点出4头大象,满意地蹦回座位。

在这样的英语课上,老师不需要考过英语8级,发音标不标准也无所谓。他们只需借助APP引导孩子们玩游戏,至于单词发音、语调这些专业性的内容,都交给APP完成。“其实老师的作用,就是教会孩子使用这款APP。当他们会自己在手机上玩了,每天都有英语输入输出,自然就能学好。”陈白玉老师说。

孩子们在陈老师的英语课堂上展现自我

老师的功能被削弱了,但孩子们学到了更多。陈老师原来是教语文的,现在作为志愿者给孩子们上英语课。在乐罗,像陈老师一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之前可能是数学老师、美术老师,甚至是幼儿园园长。在技术的加持下,他们不再害怕给孩子错误引导。

逐渐,英语成了孩子们的社交货币,已经很少有人不愿意参加这项公益活动。在超市上班,月工资两千的蔡雨彤妈妈,给女儿买了一台3000多元的iPad学英语;蔡昌书在好朋友陈佳丽的影响下报名,妈妈一口答应下来。“她怎么会不同意呢?我可是她的亲生儿子!”刚放学回来的蔡昌书说。

为了能让儿子学英语,蔡昌书的妈妈跑到镇上的电信营业厅,要求拉网线。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不知道,在农村拉网线是件多困难的事。光纤是没有的,网速是几兆,什么时候能拉呢?“等一等吧”,她跑了两个月,天天去,天天让她“等一等”。她着急,跟工作人员吵架,声音抬高又立马降下来,“毕竟是求人给孩子学英语”,她说。

她给蔡昌书买了平板电脑,自己还用着老人机。他们一家3口人住一个小房间,她从没给自己花过钱,就连那辆电动车,还是去种田路上被眼镜蛇咬了之后买的。

蔡昌书是个要面子的小孩儿。每天在APP里完成任务之后,仔细检查视频里自己的发音,有一丁点错误就删除。直到满意了,才让妈妈把视频发给老师。

蔡昌书在考试中取得年级第一名的成绩

志愿者们为了让这些孩子得到更多展现自己的机会,经常组织他们参加各个学校的活动。内向的颜聚频繁上台,妈妈把他每次的表演都录下来,保存在手机里。“他在台上很自豪的。”她指着屏幕里扮演长颈鹿的儿子说。



不到两年时间,参与公益培训的孩子英语成绩迅速提高。原先英语从来没及格过的学生,现在成绩都保持在85分以上。颜聚的信心回来了——他没说,但妈妈能听出来,“现在回家的时候都会(大声喊),‘阿妈!!!’这样的。”

孩子们去各地表演节目,展示自己,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没人相信他们来自农村。登台表演的次数多了,乐罗孩子们逐渐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去年年底,三亚的亚特兰蒂斯酒店邀请乐罗的孩子们组成童声合唱团,在平安夜表演节目。

亚特兰蒂斯是一家七星级酒店,位于三亚海棠湾。它的外观像一个巨大的帆船,由80多个国家的设计师联合设计。

乐罗的孩子们大多没出过远门,游乐场或公园也少有人去过。陈佳丽爸爸从电影里了解到,亚特兰蒂斯是一个淹没在海底的发达文明,天堂一样的地方。他觉得这个酒店没白叫这个名字,酒店中央是一座花园,旁边还摆着钢琴。酒店里的电影院正在上映《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3D的,戴上眼镜看的那种。他还从来没看过3D电影。

合唱团有30个孩子,加上同去的老师和家长,一行人浩浩荡荡。但考虑到正常营业,酒店只能提供50人的餐食。家长们想去看孩子表演,但对酒店的消费望而却步,就提前准备了不少面包和粽子当晚餐。

得到在酒店就餐机会的吴晓意妈妈,特意到附近的集市,花500多块买了一身新衣服。餐厅很大,各式菜品从这头排到那头。穿着西装的人谨慎地挑选素食,青菜、玉米、红薯,“这些我天天吃”,吴妈妈表示理解但不认同。为了确保在有限时间里尝到更多没吃过的食物,她每个菜只夹一口,可乐这种涨肚饮料则是千万杜绝的。

吴妈妈操持着不到一亩地,种大葱和能把人辣哭的灯笼椒。她每天早早睡下,凌晨3点起床,把蔬菜运到3公里外的农贸市场。

吴晓意妈妈总拿自己农民的身份给女儿当反例,她说自己不懂别的,只能用最赤裸裸的方式教育女儿。“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就跟你妈一样当农民。家里这块地给你,我的‘宝马’(她平时用来拉菜拉人的摩托车)给你开。”相反,如果好好读书的话,她指着亚特兰蒂斯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你长大了就穿着裙子,穿着高跟鞋,开宝马!”

亚特兰蒂斯的一切都让他们心醉。“你看别人厕所的门,比我们家大门都好。”吴晓意望着妈妈,尽力领会大意——事实上,她家的毛坯房没有门,2006年盖的房子,现在还没腾出钱来装修。

没办法苛求更多了。在教育这件事上,吴妈妈付出了她能想到的全部。为了孩子,就算让她现在抛弃仅有的一亩地和那台“宝马”,她也不会有一句怨言。

从三亚回来之后,不止一个孩子心心念念着亚特兰蒂斯,什么玩具都比不了。为了今年圣诞再去一次,四年级的周宇华每天练歌,嗓子都发炎了。

就像一道光照进来,在乐罗人心中,英语从一种技能升华成他们从未经历的生活方式。它意味着亚特兰蒂斯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优美的音乐和外国人轻松自如的交流。这一切原来是可以改变的,不是简单的“好好学习”——大家都知道,却从未真正放在心上的事。

父母们相信孩子正在改变。有一次蔡昌书妈妈在病房照顾家公,蔡昌书突然告诉妈妈,“我长大以后,你就不要干工了,我就养你。”

吴晓意决心要考好大学,“过城里面人的生活”;从小就很有主意的林诗诗告诉妈妈,自己以后要出去上大学,然后当英语老师;颜聚最近在读一本讲科学家少年经历的书,在我的逼问下,他说出以后想做科研的梦想。

每一位家长都告诉我,自从感受到学英语的兴趣之后,孩子每天回家都要帮他们做些家务。我没有搞懂学英语和做家务之间的逻辑关系,但志愿者吴雅芳说,这是因为学生更自信了,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承担更多。

英语课堂上自信的孩子们



一丝光亮透进来了,人们无意间捕获到走出去的希望,于是开始奋力挣扎。蒲老师察觉到父母们的变化。以前聊起孩子,他们最常说的是,“走不了上学这条路,就回来做农”,家里的几亩地就是退路。但现在,他们开始关心孩子的成绩,希望他们能考上黄流中学,或者乐东中学。

从去年开始,每次学校考试结束,林诗诗和吴晓意的妈妈都去找老师拿试卷。她们要把女儿的成绩留存下来,等小升初时到中学争取名额。他们甚至对孩子更紧张了,林诗诗妈妈不再让她在小卖部待着,担心人多嘴杂,影响了孩子。

林诗诗在英语考试中取得100分

乐罗每年春节都会举办乡村春晚。去年,志愿者们提议,组织妈妈们上台唱首英文歌。

村里的妈妈们一下子陷入紧张。虽然平时孩子学ABCmouse的时候,她们也会跟着听听。但是别说唱英文歌,就算只是上台,就够害羞的了。志愿者吴雅芳告诉我,之所以组织这个节目,是为了能让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更加紧密。英语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教育的本质终究是爱。

春晚前夕,孩子们获得了家庭的话语权。蔡昌书很严格,“教她练歌,不能停”,妈妈一边做饭,他一边拿着平板电脑在灶台前放歌;那时吴晓意正在亲戚家住,她让妈妈别担心,发微信语音一句一句教她唱。更多的孩子,把读音相似的中文标注在歌词下面,母亲们乖乖背下来。

登台之前,妈妈们不知道怎样描述那种心情,我问她们开心吗?“开心。”紧张吗?“紧张。”抵触吗?“抵触。”说起那一天,林诗诗妈妈笑得合不拢嘴;蔡昌书妈妈低着头,羞红了脸;吴晓意妈妈紧张起来,上台前一天睡不着来回琢磨,孩子他爸让她不要怕,“你就把观众当你养的猪养的鸡不就行了?”

妈妈们第一次穿裙子,第一次穿高跟鞋,第一次化妆。她们暂时离开了农田,或者嘈杂的小卖部,从痛到麻木的生活中抽离出来,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演出。

演出结束后,她们的演出服——蓝色的裙子和银色的高跟鞋,被仔细归置在衣柜里保存,但在台上表演的《Look at all the colors I can see》、《The farmer in the dell》,却被她们时常唱起。

颜聚妈妈不会用手机的录音功能,每次自己唱歌都要录视频。有一段视频黑黑的,只能隐约看到一处桌角。视频录制时间是凌晨,她独自一人,刚刚收工,或许又遇到了什么烦心事。想唱首歌“调整一下心情”,她说。

她打开手机收藏夹,给我看她下载的音乐。莎拉·布莱曼的《斯卡布罗集市》,她没有音乐播放器,只是在朋友圈看到这段视频,就下载下来。“太美了。”她说。

莎拉·布莱曼

她不知道这是谁唱的,也不懂这些英文是什么意思。只是凌晨准备粉汤时,把手机放在身边,轻轻哼着。忙完农活的食客们陆续走了,家人都已经睡熟,月亮和星星陪着她,这是她为数不多感到自由的时刻。

0个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