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说说黄景仁，他的名气没陶渊明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那么大，不过在清朝诗坛是响当当的人物，后人评为“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他的诗风凄怆悲苦，通俗地说就是喜欢“哭穷”。

　　那么黄景仁家里穷不穷呢，比前几位是差点。唐末五代以后士族势力消退，持续几百年、改朝换代仍然地位不变的大豪门没有了，要光大门户只能通过科举或捐纳做官来实现。所以读书科考做官成了穷人唯一的向上之路。官府对读书人有一定照顾，可以免除徭役和领受补贴，据《明史》记载：“天下学校师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盐醯之属官给之。”《清史稿·选举志一》：“凡优恤诸生，例免差徭。廪生贫生给学租养赡。”只要考上官学，即有了“秀才”功名，吃饭问题有官家帮忙解决，这比普通百姓要自己挣饭吃好了不少。黄景仁的爷爷是高淳官学的负责人，父亲是秀才，黄家基本吃饭有保障。但黄景仁四岁时他爹死了，十二岁时他爷爷死了，家里顶梁柱没了。不过四年后十六岁的黄景仁应童子试，三千人中取得第一句的好成绩，得到常州知府和武进知县的常识。十七岁时黄景仁获得秀才身份，从此有了“功名”，不再是一般平民百姓。

　　不久常州知府升任浙江道员，是介于省和府之间的长官，武进知县升任徽州同知，相当于副市长，还有黄景仁老师的好友时任湖南按察使，相当于省高院院长。他们对黄景仁非常赏识，邀请他去做幕僚，和这些中高级官员有一定交情，黄景仁已经不是普通秀才，可算名士或仕林中人了。黄景仁在安徽湖南游历了两年，回来考乡试，但是很倒霉考不上，然后他又去安徽游历，这次结识了太平府知府沈业富和安徽学政朱筠，这两位亦官亦学，官做得不小，在学界也有盛名。朱筠招黄景仁为幕僚，期间朱筠在太白楼大宴群英，与会者写诗纪念，黄景仁很快写好，并且让其他人停下笔不想再写，黄景仁在太白楼写诗好像王勃在滕王阁作序一样名声大噪，一时有“太白楼纸贵”的说法。

　　一年后朱筠奉诏进京编四库全书去了，黄景仁离开朱筠幕府，又在江南游历，结识诗人袁枚。这位大家比较熟，不光是诗人，还是小资+大壕，他既有才，又有钱，还有地位，当时的文化人都以能被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点评几句为荣，不少人争相给袁枚送钱送物以求得到他的点评。黄景仁的天才正是袁枚“性灵说”的最佳展示，袁枚对黄景仁大为赏识，待为上宾，黄景仁在随园中过了一段舒坦日子。

　　但是黄景仁并不愿意长期蹭吃蹭喝，辞别袁枚后应寿州知府邀请去那儿讲学，是市长大人请去的，待遇自然低不了。可是黄景仁又没打算长做，半年后北上京师，正逢乾隆帝出巡东郊祭天，于路各地学子献诗。乾隆心情不错，从这些学子中点了一批赐官，黄景仁取为二等，任武英殿书签、主薄，大约相当于现在中央文献管理处秘书或主编之类，虽然不是有行政权力的官，但好歹有俸禄，温饱有着落了。在京城黄景仁结识了一群名人，拜大理寺卿王昶为师，和翁方纲纪晓岚等高官名士来往。但是黄景仁不善交际，行事怪诞，比如他和伶人同台唱戏，哭笑无常，对于合不来的达官贵人则白眼相向，这样的脾气自然吃不开，在京城做了几年小官，几次科考仍然落榜，只好另谋生计。前面说的《移家来京师》组诗正这段时间写的，可知不至于穷到诗中写的那样。从黄景仁另一首诗中更可看出他不是真穷：“金尽岂忧才共尽，家贫争奈学尤贫。”意思是说不忧金尽而忧才尽，学贫更胜于家贫。我们知道黄景仁的才难尽学不贫，可知他说家贫只是说说而已。

　　离开京城后，黄景在山东学政手下做了几天幕僚，可见他的路子还是比较广的，和不少学政、知府、道员、名士有交情。这时候黄景仁的好朋友洪亮吉在陕西巡抚毕沅府中做幕僚，向毕沅推荐黄景仁，于是毕沅来信邀请。

　　这个毕沅是个牛人，状元出身，博学多才，任陕甘豫巡抚、湖广总督，为官之余还著书立说，著有《续资治通鉴》、《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毕沅不仅好学，而且爱才，洪亮吉说“毕沅爱才尤笃，人有一技之长，必驰币聘请，唯恐其不来，来则厚资给之。”很多文人学者是毕沅的座上宾，比如段玉裁、孙星衍、章学诚、钱大昕、邵晋涵。。。毕沅爱藏书，袁枚藏书五万卷以为多，自号“书仓”，但后来听说毕沅藏书九十万卷，顿时震惊，自言和毕沅相比是“粒米入太仓”。

　　黄景仁在毕沅幕府的日子不会难熬，《清史稿》记载“陕西巡抚毕沅奇其才，厚赀之，援例为县丞。”混了个副县长当当，按说生活是不成问题了。但是黄景仁还惦记着考科举，在陕西待了不段时间后又回京城赶考，结果又没考上，在京城还欠了一屁股债，没办法黄景仁打算再到陕西投奔毕沅，但这时他的病越来越重，服药已经没什么效果，到山西的时候实在病得不行。前面说过的安徽太平知府沈业富这时做了山西盐运使，黄景仁就先到他府中暂住。还得说黄景仁的结交够广，到一个地方和省级名流显贵都有交情，可惜的是，阎王和他没交情，在沈业富府中住下不久，黄景仁就病逝了，寿命34周岁。

　　黄景仁死后，沈业富为其治丧，好友洪亮吉扶柩回乡，毕沅托洪亮吉捎去财物吊唁，袁枚得知黄景仁死讯后说“叹息清才一代空”，袁枚毕沅沈业富都比黄景仁年长一辈，黄景仁却早死十多年，实在是命不好，他不是穷，是病，要不是死得早，就算考不中进士，凭他在士人中的名声，凭他有省级大员的照应，怎么都能混点身份职位。放现在，省长的座上宾，咱不说炒房屯地，黄景仁不会经商，咱就说在省级媒体做个主编，省文联挂个主席或顾问头衔，上电视台开个国学讲座，还不名利双收。黄景仁太死心眼，只知道考考考。。。

　　同是考不上进士，蒲松龄比较达观，虽然家里不算富，但新鲜蔬菜有的吃：“两餐有余富，瓜壶杂豆角”，家人团聚其乐融融：“炉火帏房暖，儿孙笑语围。”“人稠炉益暖，饮剧酒忘酸。喜得家人聚，人生此乐难。”

　　到了民国年间的朱自清，他的《背影》写在1925年，这一年他到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国立清华大学）任教，民国年间大学老师的工资普遍在每月100大洋以上，一级正教授则有400大洋，1917年的胡适、蒋梦麟作为一级教授月薪280大洋，可推测朱自清这时候的薪水至少有每月100大洋左右，而当时平民百姓每月工钱都只有个位数的大洋，十倍于老百姓的薪资怎么能算穷呢？

　　只要进体制都不会穷，张之洞有个幕僚叫梁鼎芬，早年在北京做过小官，因为弹劾李鸿章获罪，官职连降五级，本来就是小官，再降五级更小了，他一怒之下不做这官了，出京远游，但是没带上老婆龚氏，托付给好朋友文廷式照看。龚氏觉得梁鼎芬对她无所谓，你无情别怪我无义，她就跟文廷式过了，但梁鼎芬并不在意，看样子确实无所谓。可是文廷式死得早，龚氏生活拮据，梁鼎芬知道后送了龚氏3000两银票。一出手就是3000两！银票兑换为银两要打些折扣，打对折还有1500两，前几天考证过，晚清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2100元，1500乘以2100=3150000，三百万啊，何况这肯定不是全部家当，梁鼎芬区区一个幕僚有多少财产？张之洞还有一个幕僚叫赵凤昌，替张之洞顶缸被革职，张之洞觉得对不起他，给他安排到电报局任职作为补偿，不做官不经商的赵凤昌在上海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座别墅“惜阴堂”，位于现在南京西路和北京西路之间，晚清的上海已经是大城市大商埠，房价地价不便宜，赵凤昌治生有术哇。

　　只要有名气也不会穷，唐伯虎无缘仕途，两次牵连入狱，但他在苏州“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缺酒钱。”“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一介布衣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凭着名气能够在苏州繁华地买地建房。

　　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都是社会上层的精英，对于他们来说生存这事太小儿科了，根本不用费多少心思精力，他们费心的是天下或千古的大事。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说过一句话：“一个人若是没有几百万元，那还算个人吗？”（张之万之孙张达骧口述回忆徐世昌）民国初的几百万银元合现在好几亿啊，可见在他们看来，要为生存费神的人，算不上有人的能力。

　　按徐大总统的标准，得出一个结论：本蛋不是人。T_T 不过按这标准好像是人的人不多。^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