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的北京，有一个萧山人成了“北京四大名医”之一，这话好像有点别扭，北京萧山远隔千里，怎么能扯到一句话里？因为“四大名医”其中一位施今墨的老家就在萧山坎山镇施家台门，是咱萧山人！

　　施今墨祖籍萧山，出生于贵州，原名施毓黔。施今墨有个舅舅叫李可亭，是河南安阳一带的名医。施今墨的母亲体弱多病，幼年的施今墨就深刻感受到健康的重要，所以在十三岁的时候开始向舅舅学医，李可亭颇喜施今墨聪明勤奋，把平生所学倾囊相授，施今墨到二十岁时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了。

　　施家是传统的读书人家庭，施今墨的祖父和父亲都小有功名。这读书人和普通老百姓的想法不一样，读书人似乎从来不把养家糊口安身立命当回事，老百姓喜欢学一门手艺专长作为终生的饭碗，可读书人大概觉得一辈子靠一丁点技艺混饭吃太没出息，他们脑子里想的是“治国平天下”“安邦定国”的大事。所以施今墨的老爹一定要让儿子读书求功名，虽然这时候施今墨凭医术吃饭已不算难事。

　　施今墨考入山西大学堂，但因生性倔强，得罪了校方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被开除出校。之后转往山西法政学堂继续读书，因学业优秀，校方保送他到京师法政学堂深造。在北京时期施今墨结识了黄兴，并加入同盟会，支持黄兴、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为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国努力奔走。所以施今墨入世以后的初衷并不是做一个良医，而是投身革命缔造民国，彻底改变封建官僚等级的中国社会，这比祖祖辈辈读书人考取功名求个封妻荫子或辅佐皇帝图个名扬后世高得多了。

　　辛亥破晓，民国肇基，施今墨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因他读书时的专业是法律，故协助黄兴制定一系列陆军法律。这时施今墨的职业或身份并不是医生，而是政界幕僚，算得上是辛亥耆宿。

　　然而不久以后袁世凯称帝、黄兴逝世，时局混乱，南方革命党人失势，施今墨难以在中央政府有所作为。正好这时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邀请施今墨出任湖南教育厅长，遂前往赴任。谭延闿出于士大夫之家，文武全才，热心教育，本来这是个很好的职事，却因省内军阀互斗（谭延闿和汤芗铭同为湖南首脑人物互不相容）而无可施展。这时又有前国务总理熊希龄邀请施今墨前往北京筹建慈善机构“香山慈幼院”，因当时战乱灾荒频发，大量孤儿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当时熊希龄兼任赈灾委员，用赈灾余款和社会募集的善款和自己捐献的资金，建立非盈利的学校，以收养教育这些孤儿。施今墨到京后主持慈幼院教务，拟定学科课目和卫生保健制度，当然少不得为有病的孩子诊治开药，不久慈幼院正式成立，他任副院长。按说这也是个很好的事，但这慈幼院免不了和达官贵人打交道，时间一长施今墨深感这些人不好相处。当时虽已是民国，但人事关系一如前清，所以有民谚“咸与维新，一切照旧”，除了名堂换新，各种办事处世的潜规则和以前一样，令施今墨大感郁闷，在慈幼院任职一年多后辞职。

　　这时是公元1920年10月，施今墨在政界多次碰壁后心灰意冷，啥安邦定国改天换地等等雄心壮志是甭想了，还是拿起老手艺做点实惠事。1921年施今墨在北京正式挂牌行医，和政界再无干系。也是在这一年改名为“今墨”，有三个意思：一是纪念出生地贵州，今墨二字从“黔”字拆出；二是推崇墨家兼爱思想，医者眼中无贫富贵贱；三是医术精益求精，要为今世之绳墨。初出江湖小试身手就名满北京，十多年后已是资深名医。1935年民国南京政府颁布中医条例，从业者需经过考核达标登记在案，考核需有医术精湛深有口碑的名医主持，北京第一次中医考核时有四位主考：萧龙友、施今墨、汪逢春、孔伯华。从这开始有“北京四大名医”的叫法。

　　施今墨医术如何高明就不用多说了，在那个年代，他多次治好别的医生治不好的病，能用出别的医生用不出的药效，比如用老山参止血、开创“十纲辩证”、“施氏对药”。不过这些东西咱都不懂，没啥趣味，不如讲些有趣的。

　　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城头变换大王旗，一些地方上的豪强恶霸也趁乱横行，老百姓苦上加苦。北京南郊有一伙地头蛇自封“南霸天”，欺行霸市抢男霸女，这伙人还擅长驯鹰，人人肩上架只鹰雕鹫隼之类的猛禽，爪翼肆虐招摇过市，老百姓不堪其扰，又没衙门管事。正好这时山东王张宗昌入主北京，张的宠妾得了怪病，常常抽风惊厥，请了多位医生都治不好。施今墨有了主意，就去见老张，对他说：“听说大帅夫人有恙，特来看看。”张宗昌虽然浑，对读书人倒客气，对施今墨以礼相待，待看完病症，老张就着急地问：“先生您看这病怎么样？”施今墨已胸有成竹，但故意装作为难地说：“病好治，药难办，治夫人的病需要一味活药：老鹰爪子。”张宗昌乐了：“我道什么，对我老张来说小菜一碟，弟兄们，枪炮侍候，打老鹰去。”施今墨拦住道：“大帅慢来，老鹰不比麻雀，不是满天飞的，举着枪炮等到何时去？”张宗昌一想也对，老鹰不是抬头就有飞过的，可别等到老鹰飞来我的美人已经挂了，就问施今墨：“那先生有何高见？”施今墨就等他这句，又装作很怕事的样子说：“大帅，我知道北京南郊有一伙人养了不少老鹰，天天架在胳膊上，不过那伙人都挺横，惹不起。”张宗昌听了哈哈大笑：“横？有我老张横么？兄弟们走，抓老鹰去。”施今墨暗喜，那帮恶人还真得张宗昌这样的角色才治得了，有道是恶人更有恶人磨，这伙南霸天再横，碰到狗肉将军张宗昌也没咒念。南郊百姓除了鹰祸，甚是感念施今墨之德。

　　施今墨虽弃政从医，但仍关注时局民生，他有一首诗《甲子十月一夜宣化道中》：“风月良宵不解愁，车尘碌碌几时休？山如时局不平起，水入川原就下流。赋重年荒田野秽，人逃室毁犬鸡留。烽烟天接迷阳地，何处人间有自由。”“赋重”句有注释“去岁贿选，今年讨逆，直隶省每县各派数万数千元不等。”“人逃”句有注释“讨逆军兴徭役繁重，拉夫之外，驼马车草无不责之庄农，每有全家逃避一空者。若溃兵或土匪一到则鸡犬亦不留矣。”甲子年是1924年，宣化是现在的张家口宣化区。注释中的“去岁贿选”是指1923年曹锟贿选大总统，“今年讨逆”是指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其中直系一方自称“讨逆军”，曹锟封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然而军阀混战并无顺逆正邪，只让老百姓雪上加霜。

　　有句老话“同行是冤家”，同业者常常互不服气，甚至互戳憋脚恶语中伤。但施今墨没这些陋习，对同行保持尊重。天津有一个富商久病不愈，专程请施今墨诊治，自诉气短乏力，食少心慌，服天津名医陈方舟开的药三帖不见起色。施今墨看罢已有主张，向富商取得陈方舟药方，开的是“四君子汤”，属对症下药，问题在于这位富商病弱已久，三帖无法见效，多服几天就可，施今墨向富商解释清楚，可是那富商康复心切，对陈方舟的药没有信心，只想换个新方。施今墨想了个办法，重新开了一个药方：鬼益、杨枹、松腴、国老，让富商连服两周，富商以为是施名医开的新方，信心满满按方服药，两周后果然痊愈，备了重礼登门酬谢。施今墨解释说：“不要谢我，只要谢陈方舟大夫，我不过是把陈大夫的方子重抄了一份。”原来鬼益是人参的别名，杨枹是白术的别名，松腴是茯苓的别名，国老是甘草的别名，四味药组成四君子汤，前后效果不同，只在于时间差别。富商知道真相后深为佩服施今墨之德量。

　　可并不是所有病人都象这位天津富商那么信服施今墨，不少有钱有势的病人信奉价高才是好药，价高才能治病。但是施今墨开的药方只对病症不比奢华，相反倒是尽量为穷人选择药效相同价格低廉的药，于是那些有钱有势的病人就不信了，认为便宜药不能治病、吃便宜药“有失身份”，非要开昂贵的药。可是药不能乱开，人参鹿茸不对症要吃死人，施今墨想出一个办法，对付这些自命高贵的病人，他每个方子里都加上不少珍珠粉，原来珍珠粉这东西不容易制得，价格昂贵，但又没什么药效，吃下去基本只是在肚子里转一圈后原样排出，既治不了病，也吃不坏人，唯一的作用就是提高了药价，让药价对得起病人的身价。不过这样的药方开多了引起误会，有施今墨的粉丝收集药方研究其用药手法，看到不少方中有珍珠粉，还以为用药精华就在珍珠粉上，施今墨知道后哭笑不得。

　　不过施今墨并非只知研医治病或忧国忧民的毫无趣味的木头人，他也颇知享受生活。他在北京成名后，每到秋天必有一次“南下行医”，他久居北方，或许是考虑到南方人民缺医少药，也或许是思念南方故乡，但不或许的是，他每次南下必食蟹若干，大快朵颐。螃蟹历来是吃货们的最爱，尤其是象李渔袁枚这种大吃货更是爱螃蟹至如痴如狂。施今墨也是吃货一枚，他特爱吃螃蟹，而且比前辈吃货更进一步，吃出理论吃出等级，他以自己的品尝感受为依据，把螃蟹按口味优劣分为六等，每等又分为二级：一等湖蟹，阳澄湖嘉兴湖为一级，邵伯湖高邮湖为二级；二等江蟹，芜湖一级，九江二级；三等河蟹，清水河一级，浑水河二级；四等溪蟹；五等沟蟹；六等海蟹。阳澄湖蟹最佳自然是世所公认，却不知他为什么特别看上不海蟹，排在最后，后来大概自己也觉得对海蟹太歧视，勉强补充两句好话：海蟹也有好的，如福州的海蟹，从内河随水流出，品质颇佳，可列入四等。可怜的海蟹在施大名医嘴下撑死只有四等。

　　在施今墨出生的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邻近萧山的绍兴东昌坊周府添了一个婴儿，就是后来妇孺皆知的大文豪鲁迅。在那个家国飘零、世界大变革的年代，鲁迅选择了弃医从文，施今墨选择了弃政从医，其途虽异，其志则同，都是基于知识分子济世度人的理想。施今墨本意从政，希望在民国新政府中实现利国利民的抱负，但骨感的现实让他不得不放弃政途拿起家传手艺。先贤告诫读书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行医虽然改变施今墨的职业，却没改变他当初的理想，治病救人、悬壶济世，亦不负治国平天下这一数千年来读书人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