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一代人，在中学时代连生蚝长啥样都没见过，更别提生啖其肉啦。我们对牡蛎的全部印象，仅仅来自于课文《我的叔叔于勒》。

“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得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蛎壳扔到海里。”

张老师读到这里，明显能感觉到他的喉结在起伏，作吞咽之状，有同学举手问道：“张老师，为什么要把蛎壳扔到海里啊？”

“小资产阶级的通病，自由散漫”，张老师强作镇定地回答。

“毫无疑义，父亲是被这种高贵的吃法打动了，走到我母亲和两个姐姐身边问：‘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张老师继续往下读。

“不要！不要！”那是1998年，13岁的我们也被这种高贵的吃法打动了，纷纷举起稚嫩的拳头，在张老师的带领下控诉起了于勒一家人的虚伪善变，发誓此生一定要和这种腐朽的生活划清界限。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生物专业，实事求是地讲，这个选择和当年张老师的谆谆教诲干系不小，当时满腔热血和求知欲的我，一心想要深入研究牡蛎和资本主义的神秘联系。我当时想，也许勘透了牡蛎，就能找到解救全世界三分之二水深火热人民的方法。

研究生我选择了贝类养殖学方向，师从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

我对牡蛎的第一个了解，来自于它能自由转换性别。牡蛎能够根据环境转换性别，至于为什么要转换性别？我的老师，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都没有研究出结果，我就更没发言权啦。有研究人员认为其性别转换和水温有关，理由是在月平均水温为13-20℃时，雄性个体比例高；月平均水温升高至20-30℃时，两性比例接近，当水温下降时，雄性比例又增高。我曾经问过所长为何水温低时雄蚝比较多，所长说因为女的比较怕冷。

还有一个研究结果：在养殖场作对比试验，发现在优越环境条件下，雌性牡蛎占多数，而在营养条件差时，雄性牡蛎占多数。所长告诉我这是因为女儿要富养。

最后我把所长问得不耐烦了，他说你还有啥问题一起问了吧！我扭扭捏捏地说，我有一个大胆的问题不知当问不当问......

“什么？”

“雄蚝要是在水里遗精，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变成了雌蚝，那它那些在水中飘零的精子能让自己怀孕吗？”

所长沉默了，他说你这个问题有点超纲，学术界还没有进行过相关研究。他建议我将此问题立项，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

我谢绝了所长的建议。因为我害怕出现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经过DNA检测，我发现天下所有的生蚝都拥有完全一致的DNA序列，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同一只生蚝的后代，大家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反复怀上自己的孩子，然后形成了今天的庞大种群。这样的结果会让我崩溃的，我是个传统的男人，接受不了这种伦理怪象。

我的第二个待选毕业论文方向是《生蚝为什么这么紧》。众所周知，生蚝之所以蛎壳禁闭，难以开启，是因为它有着强悍的闭合肌，（见下图）而经我考察文献研究发现，18世纪之前的生蚝，其闭合肌是远比现在弱小的，究竟是什么事情造成了那短短几十年中生蚝的突变？

我在18世纪浩如烟海的史料里注意到了这个名字：贾科莫·卡萨诺瓦，意大利大情圣，欧洲陈冠希，自称一生中有116个情人，其中不乏叶卡捷琳娜大帝这种显赫人物。据说卡萨诺瓦为了维持自己的性能力，每天要吃40个生蚝。欧洲的生蚝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对人类的疏远，它们的求生欲导致自己进化出了更坚韧的闭合肌，虽然这对为了吃能够造出个戴森球的人类来说不算啥技术难题，但是毕竟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对自身的保护。

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把卡萨诺瓦的画像放在一盘生蚝面前，然后用有道词典里的意大利语发音反复播放“Giacomo Girolamo Casanova”，这盘生蚝当时就怒了，以至于我把他们放到烤箱里烤了20分钟都无法将壳撬开。——在杀父之仇面前，生蚝们突破了自己的生理极限。

我的第二个实验被称作“薛定谔的蚝”，生蚝作为宏观物体，和基本粒子具有一种近似的属性：在观察之前，生蚝可能处于开壳和闭壳两种状态，但人类一旦进行观察，生蚝的未定状态立刻塌缩为闭壳。——是不是很像薛定谔那只不知死活的猫？至少在摄像机发明之前，人类是永远不可能得知一只生蚝的开闭状态的，因为你看见生蚝的同时，生蚝也看见了你，它一定会闭壳。后来我用摄像机完整记录了生蚝的日常生活，发现在无人状态下，它们壳的开闭就跟人眨眼睛一样寻常，一旦有人进入视界内，所有的生蚝都会立刻塌缩成闭壳。——和基本粒子具有波的属性不一样，生蚝的这种性质是因为它看穿了生活。

我顿时有点讨厌卡萨诺瓦这个人，你说你乱搞就乱搞吧，为啥对生蚝这么狠，害得现在人类和生蚝搞这么僵。我对18世纪之前的那个田园时代悠然神往，那时候没有喊麦、没有雾霾，开生蚝也没这么费力。

后来我还是放弃了这个研究方向，因为越是深入研究，就越觉得人类对它们不住，每次开蚝时，我就能感觉到那小小的闭合肌里蕴含着的强大力量，乃是数百年来的血海深仇。这让我不寒而栗，甚至后来我都不敢吃生蚝了。这个后果很可怕，好在我及时悬崖勒马，改换了研究方向，毕竟为了吃我可以出卖灵魂，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第三个论文方向，是《论生蚝和环境保护》。生蚝的鳃可以吸水，它的黏液能捕获浮游生物和微粒，再吃下去。就这样，它们在吃饱的同时也净化了水里的沉积物和藻类。一英亩礁群上的牡蛎一天可以过滤水2400万加仑。——这也是为何世界各地的生蚝具有不同味道的原因，咸味、黄油味、甜味、金属和淡味的，甚至是香瓜、黄瓜或者福建人味。那是因为它们吃进的海水和食物味道不同的原因，和自身品种无关。

同时，生蚝在礁石上聚集形成的天然屏障可以抵抗巨浪，能够从波浪中吸收最多93%的能量。这减少了海水侵蚀或洪水带来的财产损失。有人甚至考虑用生蚝代替乱石堤和防水壁，从而降低花费。——《进击的巨人》里人类用巨人筑墙，现实生活中人类用生蚝筑墙。每当洪涝灾害来临时，人们在堤坝上边抗洪还可以边吃生蚝，岂不美哉。

可事实上，人类是一个完全不懂得感恩的物种。前段时间丹麦海滩生蚝大量繁殖，丹麦人非但没有感谢生蚝们净化了他们的海域，还试图引进中国人来消灭生蚝。我在论文结尾作出如下结论：正如同《进击的巨人》里人类创造巨人用于战争需要，结果被巨人反噬。结合生蚝的美味、净化海水、阻挡水灾等天使般的特性，我认为生蚝是史前文明人为创造的生物，如果我们继续肆虐下去，恐将遭到生蚝的殊死反扑。

最后我的论文没获得通过，所长说我学的是生物专业，不是社会学，让我将研究方向回归到生蚝的生物属性上面去，而不是成天纠结于人类和蚝类的外交关系。

最终，我将论文题目定为了《牡蛎的利他属性》，这看上去是在研究生蚝的群体行为，实际上我的初衷是研究生蚝的社会属性——吃。我想知道为何生蚝在秋冬季最为可口。大家都知道，北半球的吃蚝季是9到12月，南半球则在4到7月。有人认为冰冷的海水中细菌含量较少，所以这段时间的生蚝最适合生吃。但这跟味道和口感没有关系，顶多是更加卫生而已。

我在研究中发现，之所以春夏的生蚝肉质不好，很可能是因为生蚝在4月进入交配期，它们为了吸引异性，拼命减肥，故而脂肪含量降低，吃起来就像在嚼鸡胸肉。为了找到支撑我这一假设的论据，我对发情期的生蚝进行了跟踪观察，在其间我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事实：生蚝是人类之外，唯一真正具备利他主义的生物。

我们知道，很多动物都有看上去无私的行为，比如一种叫Desmodus rotundus的蝙蝠。群体穴居的蝙蝠在某些个体未找到食物的情况下，会吐出自己的食物分给它们。但实验表明，这不是一种纯粹的帮助行为，而是类似囚徒困境的博弈，“利用重复的博弈打破相互背叛的僵局”，这就是这类“利他”行为的实质。简单地说：你饿肚子的时候我帮了你，当我找不到食物的时候你也得帮助我。

又例如某些昆虫在交配完成后，雄性会当场被雌性吃掉，这种牺牲纯粹是为了让雌性获得能量完成怀孕和生殖，以保证物种延续，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无私”的利他行为。